在经济学里的古典二分法中，很多经济变量都可以分为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。教科书上的定义是，用当期价格计量的是名义变量，而用固定价格计量的是实际变量。在笔者设计的框架中，将换一个角度来看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之分，即认为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，经济学分析要求我们比较两个时点上的经济变量。具体到GDP的问题，就是要在时间维上比较GDP。

　　宏观经济核算的基本恒等式是：价值＝价格×数量。对于所有名义变量，包括名义GDP的核算来说，应用这个恒等式没有方法论的问题，惟一的要求是核算得清晰完整。2004年的经济普查应该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消除遗漏行动，其主要成果就是发现国内日常的GDP统计可能至少遗漏了16％。至于如今是否还有遗漏还不清楚。但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，不对数据加以考察就使用是很危险的。例如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欠佳，其所依据的就是第三产业GDP占GDP总量的比例太低。但是上述经济普查的结果告诉我们，这一过低比例有可能部分来自统计数据中的遗漏。

　　在两个时点上应用上述宏观经济核算的基本恒等式就是笔者所说的GDP的时间维比较，而这种比较的关键是价格的变化。也就是说，将两个时点上的名义变量加以比较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名义变量的变化是来自价格还是数量的变化，而这两种变化在经济分析上的意义完全不同。

　　这些道理很直观，但在现实中往往还会存在问题。例如，2007年7月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98亿元，同比增长16.4%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,但是必须意识到这是名义增长率,而7月份的价格上涨恰恰是速度最快的，将价格上升的因素剔除后,实际增长只有10%左右。如今一些分析认为7月份的消费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从投资转换为消费，但考虑到价格变化的因素，这样的论断实际上难以成立。

　　教科书上所说的使用固定价格计量GDP在实际统计工作中是难以实现的。原因很简单：每一年的产品组合都不一样。例如假设2000年的价格是固定价格，而利用2000年的价格去计算之后各年的GDP时将出现问题： 2000年以后的新产品都没有2000年的价格可用，同时对于2000年以后退出市场的一些产品，其2000年的价格在经济核算中又失去了利用价值。因此在具体的统计工作中，必须通过价格指数来将名义变量转换为实际变量，通过加总来得到GDP的实际变量，由此计算出GPD的增长率。因此，在所有关于经济增长业绩分析都聚焦于GPD增长率的背景下，编制一个好的价格指数体系至关重要。

　　价格指数的编制是一个大学问，中国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十分有限，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CPI价格指数没有包括房价的反复批评就可见一斑。虽然不能说中国的CPI价格指数的编制已经完美，但基本原则和方法是正确的。如果说目前价格指数体系中还有需改进之处，也并不在于目前常见的那些妄议。

　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投资是否过热是学者争论的焦点，所依据的数据是全社会投资。用这种方法判断宏观经济形势，其经济学基础是支出法GDP的分析框架。因此，人们常常将其中的消费、投资、净出口通俗地称为拉动经济的“三架马车”。不言而喻，此框架在理论上固然成立，却还需要有相应的统计数据来支持。而目前数据上的一个重要缺陷就在投资的数据：按月公布的该数据是名义变量，而相应的投资价格指数则没有配套公布，这样就使得宏观经济分析是在名义变量的框架下进行，也就是在两个时点上分析不同的投资名义数据，并从中找到宏观经济判断的依据。根据前文的讨论，这样做显然有很大的缺陷。价格指数体系中亟需改进的地方就在此。GDP空间维的比较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，但问题的本质与时间维的比较有相似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