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中，比较常见的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、探矿权及采矿权使用费、探矿权及采矿权价款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、铁路建设基金、水利建设基金、港口建设费、生态补偿基金、造林费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、水土流失防治费及各种协会会费等。除了税收以外，政府的收费已占到了煤炭企业净利润的43%。

   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、煤炭税费制度综合改革课题组组长岳福斌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表示，税费多而且杂加大了煤炭企业的成本，在一部分进口煤面前就缺乏优势，在诸多产业中，煤炭产业的税费负担是最重的。

    一位不透露姓名的税费专家也表示，“我国煤炭行业存在"九龙治煤"的现象，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有多少行政机制，就有多少部门管理，比如一个坑口在一个村里，这个村子就能干涉它。”

    其中，煤炭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，政企分开的不彻底，市场化程度低，是煤炭税费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。

    还有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是煤炭产业管理的弱化。自1998年煤炭部撤消后，煤炭产业管理机构几经变化。之初，设一管理局，由原国家经贸委代管；国家经贸委撤并后，又在国家发改委能源局里设了一个处。因此，煤炭产业管理弱化问题直至国家能源局成立后才有所改观，但其影响已经产生。

    河南义马煤业集团一位负责人就多次对本报记者表示，每当遇到问题或遭遇不公待遇，电力企业可以向中电联、电监会抱怨、投诉，但自从煤炭部撤销之后，煤炭企业就找不到能很好帮他们说话的权力部门，现在煤价跌得厉害，他们也不知道对谁呼吁一下，帮忙解决煤炭企业的困境。

    岳福斌还指出，由于机制不健全，我国煤炭行业严重税“费”化。而税“费”化就是指本应以税收形式形成的政府收入，却大量采用收费形式。

    《研究报告》显示，2000年，全国煤炭开采应缴纳的资源税是资源补偿费的2.68倍，税多于费；2008年，资源税增长了0.93倍，资源补偿费增长了10.36倍，演变成费多于税。在我国现行的煤炭资源税费制度安排上，主要采取资源费的形式，费种达到6种之多，税费比率也是费占大头。

    “以贵州为例，一吨粉煤出坑口，国税、地税及各种规费在80~150元/吨之间，块煤的税费就更高了，另外还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。如果这些能降下来，国内煤炭价格就不会这么没有竞争力了！”在贵州做煤炭贸易的一位人士介绍。

    “目前最好的改革方式就是"清费正税"。在厘清各种涉煤收费，并加以科学论证后，取消所有不合理收费。在"清费"的基础上，正本清源，完善税制，彻底解决税费界定不清问题。”岳福斌强调。